合众声摘要：法家有一个说法：“治主无忠臣，慈父无孝子”，孝子都是父亲打出来的，慈父是不会有孝子的，父亲越把孩子打得厉害，孩子就越孝顺，因为小孩都是不识好歹的。按照这个理论，法家认为统治者越对老百姓好，老百姓越是嚣张，统治者就是要狠狠地打老百姓，就像父亲打儿子，“慈父无孝子，治主无忠臣。”本文转自《中国思想史》第十三讲稿，原题为《电视剧《大秦帝国》在美化暴政》秦制因法家化最彻底而胜出在周秦之际的“百家争鸣”，或者说周制和秦制的斗争中，秦制显然胜出。胜出的原因并不是它在道德上多崇高，恰恰相反，正是因为秦制不择手段，显得比高调的儒家学说更为实用。其实秦制的确在周秦之际的兼并战争中发挥了很大的优越性，尤其到了战国阶段，法家化已经是一个普遍趋势，大家实际上是比赛谁能够法家化得更彻底、谁能够尽可能地消除王道。秦在这方面做得最过分、最彻底，当然就可以赢。秦不仅在战争中创造了奇迹，也在那短短的

合众声摘要：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联系教育、科技、医改等问题，从很多学术研究成果中受到过启发。但是，总体上看还是讲道理多，详细测算少。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点的接受程度和实用性。本文转自《文化纵横》2004年我调到国务院研究室担任副主任，我离开中国社会科学院赴任新岗位时，去向院里一位老领导请教，请他指点如何做好新的工作。他看我踌躇满志的样子非但不鼓励，还严肃地对我说“不能把新岗位视为展现你理论水平的舞台，你去是为党中央国务院服务的，收起你的想法，认真虚心地看、听、学和悟。”这个提醒相当程度上端正了我对新岗位的基本心态，算得上是给我上了“入职第一课”。2011年我又调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行政工作经历不是本文的重点，我也把握不好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因此，我还是谈一些与学术研究相关的体会和感悟吧。江小涓01.高层的意愿和意志非常重要那种各方面完全达成一致的重要决策并不多，许多问题靠讲理论讲理念也不能彼此说服，因此在充分听取各方面意见后要由高层定夺。改革开放较早时期的决策过程我知之甚少，但一些重要决策若没有高层拍板决策，就难以突破理念和利益的障碍，也难以承担相应的改革成本。以近些年力度很大的环境保护措施为例，虽然恶劣环境事件不断发生，舆情反映各个方面的意见都很大，加快治理的诉求迫切。但真的要行动时，就有许多担心和疑问，例如影响了经济增长、增加了投入、承担了过多的全球责任等。这些争论各有道理和立场，道理还可以讨论，但立场不容易改变，说理并不能解决分歧。况且学者们的观点也不一致，前提和结论并不相同。一方的观点认为，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既无经济效益也无社会公平，影响经济效益好理解，影响社会公平的逻辑是：富人讲究生活质量，穷人却更需要增加收入，因此环境保护偏向富人的诉求。另一方的观点则认为，环境保护既有公平也有效益，富人有办法保护自己，例如只饮瓶装水、只吃进口食品甚至移居等，而穷人只能承受污染的种种恶果。最终并不是争议中的各方统一认识，而是最高层下决心必须解决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做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判断，此后严格的环保措施才能出台和有效实施。再如近几年政府推动部门和地方“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简称放管服），然而多数审批权的持权者都认为其有存在的理由，放手会带来新的问题。但高层领导认为政府管得太多、管得不当，消减了市场主体的发展能力和动力，这是当前的突出问题和主要矛盾，坚决推动，才使问题有了很大改观。豆瓣9.1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小欢老师亲笔签名版《置身事内》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这是一本探讨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课程，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读懂中国政府。02.试点是我国推动改革的重要办法，也是中国公共管理模式的特色在我国40年改革开放进程中，试点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此重视试点，除了“尊重地方和基层的经验、智慧和首创精神”这个基本理念外，还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第一，对新的制度或政策的实施效果还看不准，需要进行小范围实测，观察实效和完善改革方案。大部分试点都属于此类。第二，表明此事仅在小范围试行，有进退余地，容易与持不同意见者达成妥协。第三，允许地方因地制宜推进改革。各地情况差距大，工作基础不同，有些政策不一定适合所有地方，或者不能同时起步，就以试点的方式分批分期推进。例如近几年的高考改革，需要地方有较好的工作基础和教育布局，因此就让自愿先改的省市先行试点。第四，有极少数试点是具体部门的“缓兵之计”，当改革呼声很高，来自上下的压力很大时，先说开始“试点”缓解压力，再视情况决定后续政策。第五，还是在部门层面，有极少数试点是“设租”的一种方式。这种试点往往内置优惠政策，或者具有政绩显示度，部门有试点决定权，就会有地方前来“寻租”。概括一下，试点能够积累经验、测试效果、突破障碍和缓冲压力，是推进改革的有效途径。试点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不过迄今不算主流。近几年政府推进“放管服”力度很大，部门的权力消减了不少，极少数部门似乎有通过“试点”来“设租”的迹象，希望不要形成新的势头。试点在中国改革进程中如此重要，但是，学者们对试点的分析研究相对较少。从理论分析角度看，试点效果好并不能得出大面积实施后的效果也同样好的结论。例如，从局部试点到全局推开，是典型的市场均衡问题。小规模试点时改变的只是局部均衡，不会改变整个市场的性质，市场价格可以被视为固定不变。但是全面实行后必定会导致全面均衡的改变，从而影响市场价格或者要素供给的均衡，产生不同于小规模试点时的结果。比如，当小范围试点“政府私人合作伙伴（PPP）”项目时，由于管理精细且关注度高，项目推进过程的可控性较好。而当大面积推开后，有可能出现严重的利益输送或腐败问题等。我本以为做这种“试点-推广效果差异评价”的研究应该不少，但实际上却很少能查到类似文献。03.学术界的意见有较强助推力当多数学者有定见时，决策层往往会认真倾听和对待。记得1999年起草十五届四中全会国有企业改革文件时，研究机构和学者个人写给起草组的研究报告、意见和建议有上百份，绝大多数都认为国有经济改革必须有实质性进展，不应该在一般性行业中与其他类型企业相竞争。这个“意见包”对改革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另外，有些情形相对少见，专业性强，相关部门感到对事态和特定处置措施的后果不太有把握，此时学者们分析透彻的专业性建议会起到重要作用。例如，有一段时间某种形态的学术诚信问题成为国内学术界的大问题，在国际上也造成不好的影响。但问题的性质和程度都不易判断，相关部门一时没有定论，甚至有“放过”的迹象。清华大学的薛澜教授对问题做了深入分析，认为需要认真处理，并提出了工作建议，切实推动了相关工作。还有一种情形，就是当各方面呼声很高，要求制定某种脱离实际、不可持续的福利政策时，经济学家有时会提出质疑，这种意见也容易被决策者重视和接受。近些年来，随着信息公开程度的提高和网络普及后公众表达意见的渠道增多，学者们的意见经常受到批评质疑。例如在医疗改革过程中，不少经济和社会学方面的专家不同意将基本保障水平定得高，不同意将报销比例提得过高，就被批评为缺乏对患者的同情心。现在似乎有一种倾向，专家们表达观点时更加谨慎和隐晦，或者用“两方面”来平衡。记得有一个重要问题，几位专家都有明确意见，但公开讲时都讲“两方面”，我问他们的意见是“既要……，也要……”，还是“既要……，还要……”，或者是“既要……，更要……”，他们想了想说是“既要……，更要……”，由此表达了他们的倾向性。不过，我国学者似乎较少做论证改革方案或政策效果的研究。然而这种研究很需要。确定了政策目标之后，需要检验多重目标是否彼此相容，或者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是否恰当和够用等。记得2004年前后，刘遵义先生在《比较》杂志上发过一篇关于社会保障改革不同方案的资金筹措和可持续性问题的论文，有比较详细的数据测算。我当时正好在起草一个文件，有社会保障方面的内容，我把论文拿给一位领导看，他感叹地说，要是这类研究多点就好了，我们都知道应该建立保障体系，但账算不清楚就开始推动，不是负责任的态度。我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期间，联系教育、科技、医改等问题，从很多学术研究成果中受到过启发。但是，总体上看还是讲道理多，详细测算少。这种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观点的接受程度和实用性。还有一种情形是，学者们提出一些相对“彻底”和“根本性”的重大建议时，问题看得透彻，思路和道理都正确。但是，决策者们还希望能看到对实施中可能碰到问题的分析和对实施成本的评估，把握好措施的轻重缓急。例如，现在有学者批评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政府努力救助企业，使市场不能发挥淘汰过剩产能和落后企业的作用，导致问题积累。然而在当时，多国政府都有相似行为，国家之间有合作但更多的是博弈。既有“以邻为壑”，也有“为己筑坝”，为防止本国产业受影响而投人巨额资金，导致了全球性的货币宽松。谁都知道这样做有问题，但都希望让本国企业续命而他国的企业首先倒下。当企业和银行之间存在一个庞大的债务链时，政府必然担心多米诺骨牌似的问题出现，难免让“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一起挥动。学者们当时和后来提出了许多建议，但比较完整、有测算、可操作、能避免最坏情形的方案并不多。当然，专家们道理讲得透彻，也能产生重要甚至决定性的影响，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少。豆瓣9.1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小欢老师亲笔签名版《置身事内》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这是一本探讨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课程，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读懂中国政府。04.确定政府干预是否合理并不容易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是我们40年繁荣的源头。我国经济社会持续高速发展，快了就容易不稳，因此调控的必要性强于稳定发展的国家。特别是GDP竞争压力下的地方政府，既有不当干预企业的行为，也有为企业赋能的动力和能力，能够助推企业进入市场并增强其竞争力。就连阿里巴巴、腾讯、百度这些今日的巨型企业，成长初期也得到过地方政府的诸多支持。外资企业的立场和观点就很有意思，它们长期受到地方政府较多有形与无形的关照，彼时并未指认这种做法不符合市场规则。最近几年我们强调内外资平等待遇，一些外商就抱怨中国投资环境恶化。我暗自想他们以前“找市长”就能搞定的诉求，今日也要按程序办理了。虽然投资环境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这种内外资平等的原则没有错。过去几十年，形势发展变化很快，后来人们指责的“坏”的政策往往是那些实施过久的“好”的政策。所以原则上讲政府干预要合理是对的。但是在每一件具体问题的处理上，有时候界线并不清楚。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2009年，中组部组织了一个领导干部培训团，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分别接受两个月的培训，我担任团长。在哈佛期间，危机处理和应急管理是一门主课，以案例教学为主。第一堂课老师讲解几个案例后开始讨论，有一位市委书记上台说，“危机类型那么多，你们这一套太复杂了，而且挂一漏万，我们很简单，只要书记到场，叫谁谁来，让谁上谁上，需要什么调什么，有预案也只是底线，现场要随机处理的问题太多”，然后还讲了一个自己城市的例子。此头一开，书记市长们纷纷登台讲述，后来几次的课堂就很热闹，连老师也觉得很有趣，叫来助教一起听，认为中国另有一套体制和机制，有的时候很管用。后来，有一位书记得意地告诉我，上课还是很有用的，他回去后就在一次会议上“很有理论高度”地讲了一次应急管理问题，大家都赞扬他有了“哈佛”水平。我就想起科斯说过，他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公务员，上司从不接受他的意见，他仍然锲而不舍地提，因为他相信当人们请求上司给指示时，上司一定需要说点什么不同的东西，就会想起他说的。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真如此。豆瓣9.1分！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兰小欢老师亲笔签名版《置身事内》已在南翔书苑上架，这是一本探讨经济发展与地方政府关系的课程，读懂中国经济，必须读懂中国政府。

合众声摘要：我们总是处于不能自拔的悖论之中。一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大陆（内地）、台湾和香港三个地方可以界定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中国人，以探索中国文化前途为生命的意义。我们是无根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和青峰常用“在暮色中匆匆赶路”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在老年来临之时仍在做毫无限定的、自己也说不清的探索。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故乡，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人的生命就像射向黑夜的箭，将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本文摘自金观涛老师著《消失的真实》到台湾政治大学任教我和青峰到台湾是命运的安排。我们建立的“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专业数据库”在学术界很有名，台湾政治大学（以下简称“政大”）中文系教授郑文惠专门带一个小组来参观学习。在得知我和青峰将于2008年退休后，他们希望我们能到政大任教，将有关研究引进台湾学术界。我们总觉得对思考中国前途、反思历史并为中国文化寻找出路来说，海峡两岸暨香港的生活经验将极有助益。在一定程度上，大陆（内地）、台湾和香港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呈现出的复杂性的缩影。香港作为英国占领地在100多年中吸收了西方政治社会的经验。台湾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儒家传统，同时又完成了现代转型。三地历史经验可以互相补充。实际上，海峡两岸暨香港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接受了政大的邀请。金观涛刘青峰伉俪2008年9月1日，我正式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到政大任讲座教授。从香港中文大学退休，让我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在我退休前几年，最令人操心的不是学术研究，而是我任主任的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的预算。2009年3月，我们从香港搬家到台湾。让我至今难忘的是，我们家的狗“皮皮”从台大兽医院隔离处回到政大宿舍化南新村之后，高兴得楼上楼下乱跑。虽然我以前多次来过台湾，但真正对台湾有感觉是到政大工作以后。我对台湾最大的感触有两点。一是台湾学生很优秀。在香港中文大学我是研究讲座教授，故而没有学生。台湾学生不仅有很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根基，还对用数据库进行思想史研究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对我来说，组织研究团队，带领学生开拓数位人文研究只有在台湾才能做到。与台湾硕士生、博士生共同研究的日子，也成为我和青峰一生中最美好的工作记忆之一。一般每周二晚上，我们会一起讨论如何将关键词分析运用到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听完学生的汇报已是晚上10点。我和青峰离开憩贤楼办公室，穿过依然热闹非凡的街巷回到新光路的家，皮皮在等着我们。二是台湾人很迷惘。面对大陆经济的发展，有些人开始丧失自信心。20世纪70年代台湾经济起飞，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80年代台湾开放党禁，完成民主转型；进入21世纪以后，台湾经济发展停滞，政治体制上的特点因岛内意见纷争而不再引起人们的注意。在我看来，这些都是短期现象，但在学术日益专业化、人的视野日益狭窄的今天，要看到宏观趋势反而不容易。我在中国美术学院的学生曾来台北故宫博物院看藏画，那是我们新光路的家最热闹的时候。我和青峰为两岸的学生准备晚饭，皮皮则兴奋得不知道应该去亲近谁才好。我家院子里本来就有一棵桂花树，有一次我和青峰买了一盆白兰花回来，青峰提议将它种到院子里。想不到不到一年，白兰花树荫已高过屋顶，并四季开花。我和青峰认为在漂泊岁月中的思考需要进行总结，并打开更宽广的思想空间，而不应在香港的海边或台北的闹市过退休生活。青年时代，我们通过对超稳定系统的研究，开始认识到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独特性。在香港期间，我们不断深化中国视角，并比较中西社会的现代观念。与此同时，我们感觉到西方学术这潭水很深，不太敢讲全人类普遍的历史。就我的本心而言，最终的目标是人类文明史的研究，即探讨不同文明的演化以及现代社会的起源。2008年我完成《历史的巨镜——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一书。该书初步提出了一个研究纲领，将中国文化和社会变迁的历史放到轴心文明演化中加以理解。2009年搬到台北之后，我没有觉得其有进一步展开的必要，因为我和青峰已在专业范围内从事规范性研究太久，与其去建立大历史观，不如多做一点求实的研究。当我们游弋在人文世界中时，耳边有时会回响起青年时代看过的电影《鸽子号》插曲的歌词：“驾着船儿去远航，趁现在还有风景可看，趁世界还是自由之乡。”这时，我并没有感受到从哲学上探索开放社会的迫切性。八十年代启蒙旗帜、思想史巨擘金观涛老师亲笔签名版《消失的真实》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如果出现现代社会大倒退，其根源正是人文的真实性日益消解，以及科学异化为科学乌托邦。大历史观的痛苦自2011年起我不在政大教课了，但仍做着课题研究。之后，我日益感到自己应该从专业和细节研究中摆脱出来，再次关注思想和宏观历史。于是我和青峰又开始漂泊了，在台北、杭州、北京和香港之间穿梭。我们总觉得有一些更重要的事等着我们去做，但又说不清自己的目标是什么。我们这一代人正在老去。在和台湾朋友的交往中，我们深感他们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特别是1949年来台的知识分子，他们对自由和理想的追求，他们在这里留下的脚印，以及他们和台湾水乳交融的感情，令我们十分感动。但是，我们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不可能像他们那样。我们总是处于不能自拔的悖论之中。一方面，我们认为自己的身份认同不是大陆（内地）、台湾和香港三个地方可以界定的；另一方面，我们又是中国人，以探索中国文化前途为生命的意义。我们是无根的中国知识分子。我和青峰常用“在暮色中匆匆赶路”来形容自己的生活。中国人很少有像我们这样的，在老年来临之时仍在做毫无限定的、自己也说不清的探索。我们不知道哪里是故乡，也不知道要到哪里去。人的生命就像射向黑夜的箭，将消失在茫茫的暮色中。即便如此，我和青峰还是决定搬回大陆居住，一方面青峰实在不能适应台北过于潮湿的气候，另一方面是我们的父母都已90多岁了，每当接到杭州老家的电话，我都心惊肉跳，担心老人出现意外。此外，我还在中国美术学院任教。在杜军的邀请下，我和青峰住进了北京西郊的西山书院。2011—2013年，青峰的母亲和我的父母分别过世，能陪伴他们走完生命最后的历程，使我们不留遗憾。回大陆定居后，有一件事情出乎我们的意料。在朋友的支持下，我们开始给企业家和非学术界的思想爱好者做系列学术讲座。在和他们的交往中，我们第一次觉得自己并不是无根的。他们和我们一样，不仅是中国文化的传人，还是中国文明走向现代之路的探索者。日益精细化的分工，既是今日大学学术研究最大的优势，也是其最致命的弱点。当专业的深入成为学者的主要追求时，专家往往看不上知识的整合，特别是将高度整合的人文历史向外行讲述。然而，正是在上述系列讲座中，我们发现了应该进一步研究的新方向。因为在给非学术界的朋友授课的过程中，我们必须针对今日世界和中国的问题，把自己以往的研究贯穿起来，提供一种新的视野。这既是一种立足于观念史—系统论的大历史观，也是对现代社会起源和未来走向的鸟瞰。在持续几年的讲座中，我和青峰完成了中国思想史的整合，完成了《中国思想史十讲》的草稿。此外，我还完成了《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的写作。我从青年时代就在寻找的大历史终于显形了！完成上述工作之后，我理应感到高兴，实际上却陷入一种深深的忧虑之中。我向来把大历史研究作为一种发现，即研究者在得到大历史观后，能够看到之前看不清的东西。我早就认识到现代社会是轴心文明的新阶段，但对现代社会往何处去的看法是朦胧的。我通过写作《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一书发现：轴心文明起源的本质是将不同类型的终极价值追求（终极关怀）注入社会，形成不同的超越视野，包括希伯来救赎宗教、印度解脱宗教、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认知理性和中国以道德为终极关怀的传统文明。其中，古希腊与古罗马的认知理性因最终证明无法提供超越生死的意义，与希伯来救赎宗教结合，形成西方天主教文明，其在现代性起源过程中又进一步演变出现代科学。总之，这些超越视野使得个体能够从社会中跳出来，成为独立的存在，即实现超越突破。正因如此，文明在演化中不会灭绝，人类才有如此辉煌的现代文明。但是，我发现终极关怀在现代社会是不稳定的，它日益遭受现代科学的冲击，以致最后有可能解体。换言之，终极关怀正在日益丧失其真实性。大历史研究的意义在于，它可以使人们透过纷乱的表象看到文明的结构。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终极关怀慢慢退出社会，这件事人人皆知，但唯有透过大历史观才能理解其后果有多可怕，因为这意味着人类文明将回到超越突破以前的状态。无论科技多么高超，经济多么繁荣，没有超越视野的文明终将难逃灭绝的命运。如果我通过大历史研究得到的结论是对的，则意味着现代社会是不稳定的。这种忧虑终于转化为大历史观的痛苦。我深知实然不能推出应然。迄今为止，应然世界都建立在终极关怀之上，因此现代社会不能没有终极关怀。在现代社会，终极关怀和现代科学之间存在着日益严重的冲突，其后果是终极关怀退出社会以及价值基础的土崩瓦解。终极关怀和科学的冲突必须消解，因为人类不可能再去寻找新的终极关怀了。更重要的是，现代价值不能以终极关怀作为基础。换言之，要建立稳定的现代社会，终极关怀必须纯化，即化解它们和现代科学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此同时，终极关怀还必须和现代价值分离。这一切并不是所谓“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所能实现的。如果不能实现上述变化，20世纪现代社会经历的浩劫会以新的形式一次又一次地卷土重来。大历史研究带来痛苦的根源在于，明明知道大倒退将会发生，却不能阻止它。历史学家常说，历史给人类最大的教训是那些我们不大记得的教训。事实何止于此，历史真正的教训是人总是会忘记历史的教训。这必将导致过去的苦难再一次重演。对此，我们难道真的无能为力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在各种场合用艾萨克·阿西莫夫《基地》的故事来隐喻这种大历史观，我真不知道一个历史学家还能做什么。作为一个思想者，我最终选择相信思想本身的力量。无论未来有多么晦暗不明，只要远方存在着光，就应该向光明走去。思想者要做的是将这种探索进行到底，而不是等待。其实，正如历史不是讲故事，历史学家要做的也不是为未来建立文明复兴的基地，而是去发现历史真实，以改变当代人在历史面前的盲目性。然而，对此我应该去做什么？我又能做什么呢？最终，我选择回到现代社会的价值基础这一世纪难题的哲学探索之上。事实上，如果出现现代社会大倒退，其根源正是人文（终极关怀）的真实性日益消解，以及科学异化为科学乌托邦。八十年代启蒙旗帜、思想史巨擘金观涛老师亲笔签名版《消失的真实》已在南翔书苑上架，如果出现现代社会大倒退，其根源正是人文的真实性日益消解，以及科学异化为科学乌托邦。

合众声摘要：由于极权主义者对思想和言论自由进行严密的控制，如果有人拒绝堕落，立即会被当成叛徒而清洗掉。在批斗专政对象的过程中，下手最残忍的人会被当作信仰纯洁而得到褒奖，因此，整个社会在各个领域都会向最低级和最无耻的看齐。这样做最直接的结果便是整个组织越来越激进，越来越丧失理性。一切极权主义的组织，在都免不了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一轮又一轮残忍的清洗，最终往往是最无人性、最卑鄙无耻、最狡猾的那个胜出。本文转自《听哲学》2009年1月18日晨8点，以色列在加沙实行单方面停火，历时23天的加沙战争结束。借助各方信息，笔者开始了解巴以冲突、开始独立思考有关这场战争的道德问题，发现这场战争的实质，其实并非土地和宗教冲突，而是文明对抗极权与恐怖主义的战争。一直不被国际社会承认的哈马斯，本质上就是文明的瘟疫，它只不过是极权主义的一个新的变种，是人性中固有的一种幽暗和堕落的爆发。它不仅是以色列人的敌人，也同样是巴勒斯坦人的敌人。或者说，是人类文明的敌人。哈马斯谁该为加沙之战负责？据统计，此次战争已造成1284名巴勒斯坦人死亡，4336人受伤。那么，谁该为这些死难者负责？很多人或许会说，当然是以色列，因为是他们越境打到加沙的。事情或许没这么简单，要回答谁该负责的问题，首先应回到冲突的起因。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加沙的简史。在旧的大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过。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决议，在旧有的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包括加沙地带在内的1.15万平方公里地域划归“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世界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没有建国。就在以色列建国第二天，它周边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游击队就联手进攻以色列，不让它生存。当时仅仅这五国就有四千多万人口，而以色列只有六十万人，还没有正规的军队。然而，顽强的以色列人以阵亡近百分之一人口的代价，打赢了这场战争。

合众声摘要：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刺激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武力镇压了“布拉格之春”改革，回过头来也窒息了国内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扼杀新经济体制改革不像斯士林那样发动“清党”、“大清洗”运动，而是让理论界批制“市场社会主义”，对改革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使新经济体制改革无声地消亡。这是一种人情化的“安乐死”。无论怎样，勃列日涅夫已收获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使斯大林模式的能量得以最大、最终的释放。本文转自《探索与争鸣》20世纪的苏联，在74年历史中，除斯大林当政29年之外，就数勃列日涅夫为长了。而在苏联的八任领袖中，相对而言，勃列日涅夫被公认为是不爱学习、懒于思考、基本上不动笔、缺乏领袖魅力、喜欢过平静生活的平庸之辈。尤其是1974年岁末几度中风之后，他几乎丧失了坚持正常工作的身体条件，有时在一些正式场合也发生颠三倒四的表现。但是他仍然是统领全党、全国的苏共中央总书记，并于1977年6月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之职，直至1982年11月逝世，当政整整18年之久。在苏联史的研究中，勃列日涅夫当政时期的历史，愈来愈被研究者们所重视。勃列日涅夫何以能平稳地当政18年，当然也是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权力结构调整常态化、均衡化、人情化权力结构调整趋于常态化、均衡化、人情化，是勃列日涅夫的特殊政治艺术，也是勃列日涅夫能平稳地当政18年的政治基础。勃列日涅夫是1964年10月，通过宫廷政变式的密谋上台的。勃列日涅夫的自身条件，以及权力交接的这种方式，使他在构建新的权力中心时，特别谨慎地解决原赫鲁晓夫的拥护者，以及杜绝发生自己当政方式重演的可能等两方面问题。解决这两方面问题，勃列日涅夫既不能搞斯大林年代的“大清洗运动”，也不能挥舞赫鲁晓夫年代的“反党集团”、“阴谋家和野心家”之类棍子；他是采取常态化的方式，逐步地、平静地予以一一调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从1964年11月至1966年初，也即至苏共23大前的一年多时间里，在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两个班子里，科兹洛夫因病“给予治疗假期”，波利雅科夫、伊利切夫被解除苏共中央书记职务，季托夫调任哈萨克共和国党中央第二书记。支持、拥戴勃列日涅夫上台的谢列平、谢列斯特、马祖罗夫等，提升为中央主席团委员；杰米契夫等3人提升为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人员调整幅度很小，而且基本上是做加法。这样，勃列日涅夫很快就稳定了局势。解决遗留的问题，勃列日涅夫也是常态化地逐个调整，做到水波不兴。在拥戴勃列日涅夫上台的密谋中，关键人物是谢列平和波德戈尔内。对波德戈尔内，勃列日涅夫先是抓住1965年12月米高扬引退的机会，提名他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的职务；在苏共23大上，又以“已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为由，将他排除出苏共中央书记处。世人皆和，在苏联政坛上，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不过是最高荣誉职衔。安排谢列平的过程，充分显示了勃列日涅夫的政治艺术。谢列平不像波德戈尔内。谢列平性格刚烈，锋芒毕露。他多年担任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等要职，并在这两个部门进行过人事调整，可以说是根基深厚。谢列平不凡的地位、身份，在勃列日涅夫的上台过程中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当政后，立即提升谢列平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分管组织、人事等要害部门。此时，谢列平身兼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共中央书记、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主席、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等4个党政要职，权倾苏联朝野。1965年12月6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改组党和国家监察机关的报告，提出：应当把党和国家监察机关改组为人民监察机关。勃列日涅夫说：人民监察机关不是监督党的机关的工作，而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工作，它的职能是“帮助党和国家经常调查党和政府的批示实际执行情况，进一步完善对共产主义建设的领导，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全面高涨而奋斗。”苏共中央全会一闭会，立即根据勃列日涅夫讲话的精神，将党和国家监察委员会改组为人民监察委员会。这一改组，不仅是改变了该委员会的职能，更重要的是把谢列平作为该委员会主席的要职改组掉了；勃列日涅夫信得过的科瓦廖夫被任命为新的人民监察委员会主席。谢列平由于丧失了这一要职，被勃列日涅夫以此为由，指定改为分管轻工业、食品工业等方面的工作。接着，勃列日涅夫又以“让谢列平同志能集中精力从事党中央的工作”为由，解除了他的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职务。这样，谢列平在苏联政府领域的一切权力，被削夺得一干二净。对勃列日涅夫的这些做法，谢列平尽管内心明白，也十分不满，但是也只能在私下发牢骚：“我没有固定的职责，有的是固定的实活。”与此同时，勃列日涅夫还将一些掌管要害部门的谢列平的亲信们逐个重新安排，统统分派到国外去任大使：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戈雷契夫被调任苏联驻丹麦大使，苏联内务部部长季库诺夫被调任苏联驻罗马尼亚大使，苏联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梅夏采夫被调任苏联驻澳大利亚大使，塔斯社社长戈留诺夫被调任苏联驻肯尼亚大使。1967年5月19日，谢列平的原副手、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米恰斯内被调任乌克兰共和国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这样，谢列平在苏联政坛就成了孤家寡人。1967年7月11日，谢列平被选为苏联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谁都明白，在苏联的政治生活中，这是一个无名无实的闲职。同年9月26日，勃列日涅夫又以谢列平已担任苏联工会主度为由，解除他的苏共中央书记职务。至此，谢列平已不可能构成对勃列日涅夫的权力中心地位的挑战了。但是，勃列日涅夫仍然觉得谢列平碍眼。1975年4月，谢列平被调任苏联职业技术教育委员会副主席。这一任命，在苏联政坛对谢列平来说已带有政治嘲弄性了。4月16日，苏共中央全会宣布：根据谢列平同志的请求，解除他的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勃列日涅夫就是这样把谢列平逐出了苏联政坛。寻求权力结构的均衡化，是勃列日涅夫审时度势，调整权力结构所把握的又一原则，从而保持权力中心地位的相对稳定。勃列日涅夫当政后，1965年12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以“年老体弱”为由，提出辞职。勃列日涅夫顺水推舟，安排波德戈尔内接任此职。米高扬的引退，标志着参加十月革命、创建苏维埃国家的老近卫军年代的结束，新的、后革命精英掌权年代的开始。老近卫军年代，苏联领导群体基本上是根据各人在革命过程中的资历，以及他们在革命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和特长来组合和构建的。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在后革命精英年代，怎样架构新的权力结构群体，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遇到的新问题。在架构新的权力结构群体时，努力实现权力结构群体的均衡化，则是勃列日涅夫的又一政治艺术。在勃列日涅夫的干部网络中，有一个以同勃列日涅夫有特殊关系的亲信们所组成的无形的圈子，被称做“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帮”。这个无形的圈子是勃列日涅夫架构的权力结构体系中的重要一脉。勃列日涅夫生于第聂伯罗捷尔任斯克市，毕业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冶金学院，担任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委第一书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是勃列日涅夫的故乡，也是他开始在地方一级独当一面的政治生涯圣地。在这里，勃列日涅夫有了一个以他为首、并为他所熟悉和依赖的干部群。这个干部群是一种感情，以及难以用文字表达的诸因素的多元组合，在当代西方政治生活中可能不屑一顾，而在苏联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后革命精英年代，却有了特殊的作用。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大力将这批干部提拔、安排到一些关键部门任要职。这样，在苏联庞大的官僚体系中，实际上形成一个特殊的网络。这个特殊网络中的显要人物有：苏联内务部部长晓洛科夫、苏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巴甫洛夫、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谢尔比茨基、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基里连科、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诺维科夫，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席齐涅夫、茨维贡、切布里科夫等。但是，勃列日涅夫构建和安排这个无形圈子是有分寸的、适度的，以利于权力结构的均衡。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前期，驾驭苏联的“三套车”是勃列日涅夫、彼德戈尔内、柯西金。20世纪70年代后期，当勃列日涅夫的身体条件难以胜任繁重的领导工作时，则形成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由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等组成的影子“三套车”。像出兵阿富汗，就是由这个影子“三套车”最先、最终作出决定的。在苏共中央最高决策层中，勃列日涅夫安排苏斯洛夫掌管意识形态工作，让葛罗米柯放手主管外交工作。这样的安排，也是人尽其才。葛罗米柯虽然在赫鲁晓夫当政年代就担任苏联外交部长，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处处受赫鲁晓夫的掣肘，很不顺心。勃列可涅夫信任葛罗米柯是“国际事务问题专家”，和葛罗米柯用“你”相互称呼。在勃列日涅夫的放手下，1967年1月、1968年9月，葛罗米柯向苏共中央提出了《外交政策备忘录》和《对外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评价》等两份文件，阐述了苏联外交路线新构思。两份文件强调：国家利益是外交活动的基本原则；严格区分意识形态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不同关系。两份文件的基本主张都被勃列日涅夫采纳，调整了苏联僵硬的外交路线。即使在某一具体部门，勃列日涅夫也注意到权力架构的均衡化。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担负着特殊的使命。勃列日涅夫安排了无形圈子中的三人任该委员会副主席，而主席一职，却精心挑选了安德罗波夫。勃列日涅夫曾说：安排由谁来担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是件非常困难的事”。勃列日涅夫终于认准了时任苏共中央书记的安德罗波夫：既在党内有相应的地位，又取得勃列日涅夫的信任。安德罗波夫果然不负所托，成功地处理了一些棘手问题，且处处表现出大智若愚，使勃列日涅夫很快和他建立了亲密的关系。人事关系人情化，营造情感氛围，打造富有人情味的公众形象，是勃列日涅夫架构权力结构的又一特点，使他赢得相对稳定的信任度。勃列日涅夫上台时，距十月革命半个世纪了。当年为推翻沙皇专制统治，创建苏维埃共和国而连续在一起的革命情谊，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淡去。用什么来充填新权力架构中的这一情感空位，是勃列日涅夫遇到的又一新课题。勃列日涅夫根据自身的条件，营造人情化的情感氛围，在权力架构中为自己积累了当政18年的政治资源。勃列日涅夫以较为现实的态度对待自己，对待别人。勃列日涅夫承认自己对经济工作“不太熟悉”，对外交事务“也不太了解”，意识形态工作“不是内行”；对帮助他的人，不忘说声：谢谢。勃列日涅夫出行，会见下属，总要带上馈赠的小礼品。至于见面时的拥抱、吻面，成了勃列日涅夫的常规礼节，以致有了“勃列日涅夫式吻”的成说。勃列日涅夫与东德领导人昂纳克在民主德国建国30周年庆典上亲吻对方。30后，这一场景被艺术家搬上柏林墙。授勋也是勃列日涅夫的一种工作方式和情感纽带。勃列日涅夫把接受勋章和授勋都作为乐事。他自己得了各式各样、数不清的勋章，光列宁勋章就有5枚；同时还喜欢亲自给同僚和下属授勋。1982年3月下旬，勃列日涅夫不顾重病缠身，坚持来到塔什干，为乌兹别克共和国颁发列宁勋章。3月23日，计划安排勃列日涅夫参观塔什干飞机制造厂。陪同人员担心他太过疲劳，建议取消参观访问。可是，勃列日涅夫断断续续地说：“我们答应了参观工厂。那里已经准备迎接我们，人都集合好了，在等我们，不太好……会问……会议论，还是去一趟吧。”勃列日涅夫进入飞机装配车间时，因为围观的人太多，将装配飞机的木台压塌。勃列日涅夫被压倒在地，耳朵撕裂，右锁骨骨折。尽管受伤，勃列日涅夫于次日坚持亲自为乌兹别克共和国颁发列宁勋章，并讲话；宁可回莫斯科后立即住进医院。“伊诺泽姆采夫事件”，表现了勃列日涅夫的人情味的另一面。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主席团成员、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伊诺泽姆采夫，曾是为勃列日涅夫起草各类文稿的“党的知识分子小组”成员之一。20世纪70年代，该研究所直面世界现实，提出：应当重新处理与欧洲共同市场的关系，重新认识欧洲一体化进程；军备竞赛置苏联国家于艰难的境地；把自己孤立在世界一体化进程之外，是多么的不理智；苏联社会也存在通货膨胀，等等尖锐的问题，并且进行相应的课题研究。伊诺泽姆采夫说：这样直面现实的研究，目的在于“让首长们睁开眼睛看到所发生的事情”。不料该所这种科学的研究，竟成了严重的罪状。他们被指责为：为什么不深刻揭露帝国主义？为什么不制定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理论基础？为什么关于缓和问题的提法却在破坏我们的国防能力？等等。该所被苏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称做“修正主义老巢”；伊诺泽姆采夫等人被列为“宣扬反对国家的立场”的“修正主义者”。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格里申为首，成立了“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专案组”，对伊诺泽姆采夫和该所进行立案侦查。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出15名工作人员，以各种身份进入该所，监视该所的工作。伊诺泽姆采夫在万般无奈之下，向勃列日涅夫申诉。勃列日涅夫虽然健康状况极坏，仍然过问这件事。他打电话给格里申，问：“伊诺泽姆采夫及其研究所出了什么事？”格里申佯装不知，说“列昂尼德·伊里奇，关于这件事，我一无所知。我立即调查清楚。”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干预，格里申悄悄地撤掉对该所的立案和监视，此事才不了了之。勃列日涅夫架构权力结构的这些基本做法，不仅适合苏联体制的新需要，也为他个人赢得了一定的信任度。苏联史专家、原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老师著《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本关于苏联史的专著，苏联是昨天也是今日之因。看懂了过去，就明白了今日以及未来。收获赫鲁晓夫的改革成果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抓住国际市场上石油提价之机，扩大石油及石油产品的出口量，积聚财富，增强苏联的综合国力，是勃列日涅夫能当政18年的经济基础。勃列日涅夫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从观念、理论层面来说，赫鲁晓夫已经打破了斯大林模式的坚冰，扩大了部分企业的管理权，提高了赢利在评估企业实绩中的地位。特别是从1962年9月到1963年底，历时一年多的“利别尔曼计划”大讨论，给出了比较集中的共识：利润是工作质量的重要指标，是生产发展和利激基金的源泉。“利别尔曼计划”大讨论，实际上成了“新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准备。勃列日涅夫收获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从实践层面来说，在他执政的初期，认同柯西金主持的新经济体制改革，使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完成得好于以往任何一个五年计划。勃列日涅夫当政后，1965年9月底，柯西金在苏共中央全会上作《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的报告。根据柯西金的报告，苏共中央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要求从领导经济工作的行政方法向经济方法过度，并从提高计划工作的科学水平，扩大企业经营的独立性和主动性，完善经济核算等三方面采取措施。10月4日，苏联部长会议批准了《社会主义国有生产企业条例》，对企业推行新经济体制的各项政策做了具体、细致的规定，使企业的权利和义务有了法律依据。1966年，在全国的704家企业中，率先推行新经济体制。到1972年，全国有4300家企业实行新经济体制，占全苏工业企业总数的87％，占工业总产值的94％。考察苏联这段历史，可以如实地把新经济体制改革看作是赫鲁晓夫已经开始的改革的进一步深入。1966年，实行新经济体制的704家企业，劳动生产率、产品销售额等指标，均比全行业高出3个百分点，利润率则高出一倍。由于实行新经济体制，苏联发展国民经济的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完成得好于以往任何五年计划。苏联经济发展出现良好的势头。新经济体制改革提出和开始实施时，勃列日涅夫尽管对为什么要推行新经济体制与柯西金存在分歧，但总的来说还是支持的。新经济体制推行两年所遇到的阻力和困难，甚至超出了柯西金的预料。因为新经济体制改革仍然是就计划经济来改革计划经济，就斯大林模式改革斯大林模式。新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到了斯大林模式的极限，已经到了必须冲出从战时共产主义脱胎、发育起来的斯大林模式，改变把由官僚寡头们层层控制和管理的国家所有制说成是全民财产，革新把服役式地劳动的亿万群众说成是国家的主人之类的陈腐观念，走向市场经济，实现社会转型。而这是勃列日涅夫绝不敢想、绝不敢面对，也是绝不允许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改革刺激了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武力镇压了“布拉格之春”改革，回过头来也窒息了国内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勃列日涅夫扼杀新经济体制改革不像斯士林那样发动“清党”、“大清洗”运动，而是让理论界批制“市场社会主义”，对改革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使新经济体制改革无声地消亡。这是一种人情化的“安乐死”。无论怎样，勃列日涅夫已收获了赫鲁晓夫改革的成果，使斯大林模式的能量得以最大、最终的释放。20世纪70年代以来，苏联经济发展的颓势越来越明显，几近停滞。但是，自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后，国际市场上的石油价格飞涨。1973年，每桶原油的标价是3.01美元，1980年涨到32美元以上。勃列日涅夫抓住这个机遇，大量开采和出口石油，赚取外汇。1981年2月，勃列日涅夫在苏共26大上说：仅西伯利亚北部的秋明油田，石油开采量就从1970年的3100万吨猛增到1980年的31200余万吨；同期的天然气开采量从95亿立方米猛增到1560亿立方米。据统计，1974—1984的10年里，苏联仅出卖石油和石油产品获得的收入，最保守的估算也达1760亿外汇卢布。苏联的这笔意外的“石油美元”，支撑了经济发展停滞后的苏联经济，构成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的重要经济基础。苏联史专家、原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老师著《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本关于苏联史的专著，苏联是昨天也是今日之因。看懂了过去，就明白了今日以及未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民心提升农村社会生活质量，打造世界霸国地位，是勃列日涅夫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凝聚民心的两大举措，成为他当政18年的国内民心基础。苏联自20世纪20年代末实现了全盘集体化以后，农民受到国家无孔不入的控制。到了50、60年代，与西欧社会的一般农村相比，苏联农村社会的生活质量显得极其低下。赫鲁晓夫当政时期，采取了一些重大的改革措施：废除农副产品义务交售制，改为合同收购制；撤销机器拖拉机站，将农业机器折价卖给集体农庄；放宽对家庭副业的限制；全部勾销集体农庄对国家连年来的“积欠”。这些措施，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的收入，缓解了农村社会的尖锐矛盾。可是，农村社会体制和农业生产体制却依然保持，赫鲁晓夫的这些改革措施，只有过短时的刺激效应。很多集体农庄为了购买撤销机器拖拉机站后的农业机器，不仅掏空了所有的流动资金，而且旧债刚刚被免除，又背上了新债。20世纪60年代初，赫鲁晓夫又将农业生产出现的困境，归之为“农民忙于家庭副业”，前所未有地收紧对家庭副业的限制。因此，农村社会的矛盾和农业生产的困境，是赫鲁晓夫被赶下台的原因之一。“玉米狂魔”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当政期间，虽然原封不动地坚守原来的农村社会体制和农业生产体制，但是凭借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继续提高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在国际市场上大规模采购粮食和农副产品，降低对农民的收购指标；取消对家庭副业的过多限制。1966年7月1日开始，全国集体农庄庄员实行按不同工种评定工资等级，作为庄员未来收入的预支。由于实行这一政策，农庄庄员也有了固定的、有保障的工资收入；自20世纪20年代末以来实行的按劳动日计酬的办法(评工记分)随之成为历史。这些措施都相应地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勃列日涅夫还以有力的行政措施、巨大的财政投入，基本上实现了全国农村的硬路面道路网络化、电气化、煤气化，使农村社会在物质生活条件的现代化方面，上升到新的台价。从1966年至1975年，即第八、第九两个五年计划执行期间的10年里，主要由国家投资，辅以多渠道筹集款项，基本实现了硬路面道路(包括混凝土路面、沥青路面、坚固土路面)网络化；除保障每个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生产用电之外，保证每个集体农庄庄员和国营农场职工的家庭生活用电；家庭燃料燃气化。个别过于偏僻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则实行撤、并。1978年，全苏人口为2亿6千余万，其中1亿2百余万，即占总人口的39％生活在农村。近40％的农村人口生活质量接近城市，使城乡社会生活质量相对和谐，为勃列日涅夫赢得了农村社会的一定的信任度，有助于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的社会相对稳定。突出国家家利益，打造霸国地位，可以说是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的总体目标诉求。勃列日涅夫当政年代的苏联，综合国力已大大增强。20世纪70年代中期，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有所缩小。苏联在电力、原油、原煤、天然气，以及钢等能源和有色金属的产量方面，还超过了美国。勃列日涅夫凭借经济实力，在国内经济发展中，将85％以上的工业投资用于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军事工业。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18年里，军费从1965年的折合370亿美元，增加到1981年的折合近2000亿美元，前后增加近5.4倍，占全国财政支出近1/3。勃列日涅夫把拥有强大的军备和核威慑力量，看作是苏联推行全球外交战略的依托，一手抓核武器的发展，另一手抓常规武器的发展，表示要在军备竞赛中谋求优势。从1966至1969的3年里，苏联在洲际导弹、潜艇发射导弹的数量方面，从占美国的1/3达到同美国相等，随后几年又超过了美国，只是在核弹头数量、命中率等方面落后于美国。海军战略的调整，海军力量的大发展，则是苏联上升为世界霸国之一的重要标志。强大的俄罗斯，强大的海军，是近代以来俄国不变的战略目标；争夺海洋是俄国不变的战略。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海军仍然被世界各海洋大国封锁在俄国的近海海域，难以伸展。苏联建国后，斯大林虽然极端重视建设和发展苏联海军，怎奈囿于有限的综合国力，给海军的定位始终只是“红军的忠实助手”，在战役—战略方面都是防御性的。赫鲁晓夫当政年代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核武器上，海军发展战略是维持原方针不变，快速建设和发展潜艇，包括核潜艇和常规潜艇。勃列日涅夫当政后，凭借积聚起来的财富和提高了的综合国力，调整海军发展战略，政力于建设以航空母舰、导弹巡洋舰、大型核潜艇为中心的远洋舰队，竭力向远洋伸展。1975年4月，苏联海军总司令戈尔什科夫指挥苏联海军所有各舰队参加的、代号为“大洋--75”的战役—战略作战演习。演习结果表明，苏联海军已由苏联近海驶向世界各大洋。戈尔什科夫自豪地称：苏联海军正以自己的战斗勤务兵力，控制着诸多重要的战略海域。勃列日涅夫终于圆了300年来历代沙皇的梦，使300年来俄国的梦想成真!在苏联74年的历史中，列宁作为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的地位是无与伦比的。斯大林的骄傲是打败法西斯德国，赢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赫鲁晓夫可以留名青史的是进行了大规模的垦荒运动，使苏联全国老百姓能吃上面包。勃列日涅夫则成就了苏联的霸业，使苏联成为世界历史上两极格局中令美国生畏的一极。勃列日涅夫作为苏联领袖确有他自身条件的劣势。但他以比较务实的态度面对苏联的局势，在后革命精英年代为自己创造新的执政资源，固守原有的体制，当政18年。平庸，恰恰是平庸成就了勃列日涅夫作为斯大林模式守业型领袖的一生；作为斯大林模式的守业型领袖，他也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2000多年前，中国的《老子》中说：“反者，道之动”，“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事物的发展，往往会走向自己的反面；事物强大了，就会引起衰老。特别是违反事物发展的自然，人为地塑造事物的强大，那很快就会从顶峰上滑落下来，实际是加速事物的衰亡。从根本上说，勃列日涅夫是不懂事物发展的这一辩证法的。所以，勃列日涅夫当政18年，使苏联“不道早已”，其中含义十分耐人寻味。苏联史专家、原中央编译局研究员郑异凡老师著《苏联春秋》已在南翔书苑上架，一本关于苏联史的专著，苏联是昨天也是今日之因。看懂了过去，就明白了今日以及未来。

合众声摘要：拉美国家的经济的长期停滞和增长乏力，并不纯粹是在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的引入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而根本原因在于它们20世纪70年代前盛行军政府下的国家干预主义体制向民主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由于文化、历史、传统原因和种种社会机遇问题，而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有效约束政府官员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的政治制度框架，形成了一种财富高度集中和垄断从而社会收入分配极度不均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体制。本文转自《经济学家茶座》，原题为《拉美经济停滞的制度、文化与历史原因》

大大小小的陈奉们各自率领着数以百计的恶棍党羽横行霸道，“吸髓饮血，以供进奉。”进奉给皇上的大概有十分之一，十分之九进了他们自己的腰包，承包利润高得惊人。结果闹得“天下萧然，生灵涂炭”。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

民国为一时间，承接古今之变。民国是一空间，混融中西之别。民国终成一大气象，演绎出悍烈寥廓的文野之争。它们合力辐辏，成就了旷古未有的古今中西大时代，作育出烂漫如满天星斗的时代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