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英国“最短命首相”伊丽莎白·特拉斯宣布辞职，距离她9月份从保守党的党魁之争中胜出任职，只过去了一个多月。
特拉斯上任时，英国面临着灾难般的经济形势：通货膨胀，能源价格上涨，数百万民众正陷入贫穷。她所采取的经济计划也被证明是彻底的失败：减税、去监管、借贷计划使得英镑与美元汇率跌至历史新低。经历了如此巨大的挫败，她不得不转向反对党工党的经济政策，而这样的转变，则意味着政治生涯告一段落。
一项英国的民意调查显示，如果举行大选，有54%的民众会投票给工党，21%投给保守党。值得一提的是，这是近十年来，英国工党支持率的最高点。关注英国政治的人想必知道，在英国，大多数时间都是保守党更受欢迎，此前即便是工党最受欢迎的时刻，相比保守党，支持率领先也从未高过五个点。
脱欧公投后，英国保守党支持率大幅上升。
图源politico.eu
而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颇值得玩味：工党这个最初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近几十年日益失去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支持。与其说近日工党的逆袭是因为他们赢回了选民的支持，不如说是保守党自己“玩脱了”。
为何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英国工党得不到工人阶级的支持？工党与保守党经历过怎样的此消彼长？该如何理解今天的英国政治？经济学者保罗·科利尔和约翰·凯在《贪婪已死》中梳理了二战后英国政治格局的变化，解释了个人主义以及唯能体制（优绩主义）如何将本该代表工人利益的英国工党改造成今天这个样子的。
M译丛057
《贪婪已死：个人主义之后的政治》
[英]保罗·科利尔 / [英]约翰·凯 著，魏华 译
要想理解今天英国人的投票行为，我们需要关注选民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否则无法解读肯辛顿；还需要知道社群的角色和作用，否则弄不明白利物浦沃尔顿、尼司、唐谷和斯托克北。这些因素当然都是相互关联、相互作用的。阶层不再决定投票行为，年龄的影响则很明显。在18—24 岁这个年龄区间的选民中，工党支持率领先35个百分点；在70岁以上的选民中，保守党支持率超工党53个百分点。并且这个梯度是稳定的，以39岁为分水岭：这个年纪的选民支持工党和保守党的概率是一样的。这是一种队列效应吗？——那些出生在世纪之交的人是天生的工党支持者，而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的人必然是保守党人？但考虑到后者在退休后才成为保守党支持者，之前曾是“六八一代”革命领袖，后半句的准确性就存疑了。这似乎印证了那句被普遍认为是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名言：“一个人在16岁的时候如果不是自由派，他就没有良心；在60岁的时候如果不是保守派，他就没有脑子。”但年龄和教育程度的影响，表现出高度的重合。在只有普通中等教育证书或以下学历的群体中，保守党支持率领先33%；在拥有本科或以上学历者中，工党领先14%。但在1950年出生的人中，只有8%上过大学，而这个比例在今天的总人口中是大约一半，因此大学毕业生这个群体比英国的整体人口要年轻得多。基于阶层的投票倾向的减弱与政党认同的逐步降低有关。在1966年的选举中，只有12%的选民把票投给了与1964年选举时不一样的党；但到了2015年，有43%的选民抛弃了自己在2010年时的选择，改投其他党，工党和保守党外的几个党也获得了有史以来最高的选票份额。尽管两大政党在2017年已经恢复了主导地位，选民的这种“不忠”依然很明显。英国的政治态势因此变得比过去更不稳定了，这不仅为实用主义者提供了契机，也让民粹主义者和煽动者有机可乘。投票行为的决定性因素从社会阶层变成了年龄和教育水平，这并非英国独有的现象，也不是由关于英欧关系的看法分歧所导致的。同时它也不是个新鲜事，类似的变化在大多数西方民主国家中都已出现，并且已经发展演变了几十年。在2016 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希拉里·克林顿在18—29 岁的选民中以18% 的优势击败了特朗普，但在65岁以上的选民中她却落后8%。在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中， 特朗普比希拉里受欢迎，但在大学毕业生中希拉里轻松领先于特朗普。最值得注意的是，在没有进过大学的白人男性中，有67%把票投给了特朗普，28% 投给了希拉里。的确，由职业界定的社会阶层与投票行为之间的关系发生的反转在美国表现得比在英国更为明显。正如理查德·佛罗里达所说的：“我们目睹的是美国政治版图的乾坤大挪移。”追溯到20 世纪30 年代，蓝领阶层是民主党选民的中坚；但今天，那些工人阶级人口较多的州已坚定地加入了共和党阵营；而那些由知识界、专业人士和服务行业从业者构成的创意阶层占主导地位的州则成了蓝色（民主党）州。”要想找到一个希拉里的支持者，得找加利福尼亚的美甲师或纽约的医生；要想找到一个特朗普的支持者，试试在怀俄明州找一名焊工，或者在亚拉巴马找一位卡车司机。迈克尔·杨于1958年出版的《唯能体制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Meritocracy）为英语世界贡献了一个新词。然而今天我们似乎忘记了，它其实是个讽刺作品。剧情设定在2033年，书里描绘了一个由天赋而非出身决定地位的社会——作者将它视为反乌托邦。在起草工党1945年宣言近50年后，已经受封勋爵的迈克尔·杨发现，他当初担心的许多事都已经发生了：“在一个崇尚天赋的社会里被认定为没有天赋，是让人难以承受的。社会底层从未如此在道德上被剥了个精光。”（强调为作者所加）他的这些话可以刻在工党的墓碑上。工党最初是代表社会下层的政党。尽管1974—1980年的工党财政大臣丹尼斯·希利从未说过他要劫富济贫，但那一代的政治评论员们都认为他确实那么做了——他将个人所得税的最高税率提到了83%。尼尔·金诺克是最后一个有工人阶级背景的工党领袖,尽管他本人上过大学，但他的父亲曾是一名矿工；他也是最后一个拒绝接受唯能体制、对其残酷的社会影响提出质疑的工党领袖。他在1983年的竞选活动中提醒人们要警惕撒切尔夫人的执政重点：“我告诫你不要平庸，我告诫你不要年轻，我告诫你不要生病，我告诫你不要变老。”可惜的是，这场著名的演讲没能让足够多的普通人、年轻人、病人和老人响应他的号召。工党遭遇惨败。随着工党成分构成的变化，工人阶级关注的重点逐渐让位于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到1997年工党重新掌权时，它已经明确接受了唯能体制。在此之前保守党已将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上限从83% 降到了40%，布莱尔和戈登· 布朗承诺维持现状。用彼得·曼德尔森的话来说，尽管有一部分人“富得流油”，但新工党不会“大惊小怪”。金诺克关心的普通人、年轻人、病人和老人会得到更高的救济补助。只要经济蓬勃发展，最富有的人能缴纳税款（这是个常被忽视的事实，曼德尔森提醒了我们），救济补助就不缺钱。毕业于牛津大学的布莱尔是大律师的儿子，而曼德尔森则是战时内阁成员赫伯特·莫里森男爵的孙子，他们双双拥抱了唯能体制。布朗出身于一个普通的牧师家庭，曾任爱丁堡大学的“学生校长”，是那种认为自己“了解模型”的领导人的典型代表: 他接受了许多市场原教旨主义理论，但同时又相信税收和福利制度能应对市场原教旨主义造成的不良后果。布朗在整个公共系统中大力部署监测激励措施，以实现全球救世主义为奋斗目标。但新工党的重组忽视了迈克尔·杨提到的“社会底层从未如此在道德上被剥了个精光”。这句话想要表达的是，弱势的人们需要知道社会珍视他们，认为他们有价值。随着熟练手工劳作机会的减少，特别是在远离富豪投资的英国乡村，社会底层想要的不是更高的福利，而是更多的机会——由福利支撑的消费无法代替自给自足挣得体面生活所能带来的尊严感。在1992年出版的《知识分子与大众》（The
Intellectuals and the Masses）中，约翰·凯里讲到唯能体制与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尽管前者一直在假装拥护后者，要为后者谋福利。他说斯托克城及周边地区的编年史作者阿诺德·贝内特是他这本书的主角。弗吉尼亚·伍尔夫曾语带嘲讽地提到过贝内特，这位高度自觉的女知识分子嘲笑他对社会中单调的物质问题感兴趣。“大部分房子的居住者也是房子的主人，他们是自己领土上的绝对君主，喜欢晚上在铺满煤灰的花园里，在一片迎风飘扬在晾衣竿上的衬衣和毛巾之间，发点儿小牢骚。永久产权是维多利亚时代经济最后的成功，是精明勤奋的设计者的巅峰时刻，也是房屋互助协会秘书那类人群心中的天堂。”伍尔夫轻蔑地写道：“一句有洞察力的话，比这些长篇累牍的描述有用得多。”但她自夸的“洞察力”并没有超越她的居住地布卢姆斯伯里的边界，而永久产权却确实反映了许多城镇居民的美好期许。对人们来说，永久产权和公簿持有保有权之间的区别是非常重要的，而伍尔夫却嘲笑贝内特对这一点的关注。许多人后来得以在撒切尔政府的“购买权”计划以及房屋互助协会的帮助下，获得了永久产权。新工党没有认识到这一切，是因为它在价值观上与普通民众的距离太远。该党现在由教师等公共部门的专业人士主导，可想，这其中的许多人对商业都只有较肤浅的认识，如果商业真的只是为了“股东价值最大化”，这些人士不可避免地会问我们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允许它们这样做？”他们排斥在私营领域就业，而且为此感到自豪。这种心理也许带着一层怨恨：因为放弃了获取更高收入的机会，又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抓住了机会的逐利者高调炫耀高收入而产生的怨恨。类似这样的道德优越感以一种强迫性担忧的样态表现出来，比如NHS 绝不能与任何商业有联系，以免遭到污染。这样的道德优越感在左派中蔓延。一个激进小团体在党内强推一个与以往风格迥异的路线，把身处中心城市以外的工人阶级边缘化；2015 年，它又以新工党太在意选举输赢为由对其进行攻击，指责其动机不纯，在道德上站不住脚。美国民主党人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希拉里·克林顿在说出“可憎”这个词的时候，便显露出了所谓进步的唯能体制的真实面目。英国工党的科尔宾是表现式个人主义的典型代表，他在抗议中所表现出来激情具有极强的表演性，以至于他的支持者一度原谅了他显而易见的无知。随着保守党党员群体的不断萎缩，一小群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和占有式个人主义的狂热支持者在1979—2010年开始崛起。但随着工人阶级选民开始抛弃工党，实用主义在选举中的优势又开始逐渐显现出来：戴维·卡梅伦、特蕾莎·梅、鲍里斯·约翰逊这三任在非意识形态化上表现各异的保守党党魁，相继为保守党增加了工人阶级选票。可是，特蕾莎·梅在政治上实在是无能透顶，居然提出要没收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拥有的房子，这一提议引起了她的许多潜在支持者的警觉，最终把票投给了工党，遂使保守党之前在民意调查中的巨大领先优势在2017年瞬间消失。到了2019年，保守党已经从此前的错误中吸取了教训，拿下斯托克是对伍尔夫和与她持相同论调者的有力反击。迈克尔·杨在2001年写道，唯能体制出现后，“无人领导的群众失去了部分选举权，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将脱离政治、心怀不满，乃至懒得投票”。杨提到1945年工党政府主要的两位政策制定者——欧内斯特·贝文和赫伯特·莫里森，他们都在11岁时就辍学了。杨感叹道：“现在工人阶级的代表已不再是他们的自己人了。教育选拔剥夺了他们中的许多人成为领袖的资格，这些人对自己所属的阶层有持续且明确的身份认同，本该是工人阶级理所应当的领导者和代言人。”杨预见到了唐谷和斯托克发生的一切。值得一提的是，被击败的工党候选人都有大学学历，并且都来自南方。在这个新的唯能体制中，上层集团的成员资格是由教育而非阶层决定的。未来的欧内斯特·贝文和赫伯特·莫里森几乎肯定会来自能上大学的那半数人口。这种在工人阶层中进行选拔的做法，不仅削弱了该政治阶层的代表性，不再关注该阶层的需求，还使得有才华的年轻人都离开了自己的社群。最新一次的人口普查（2011年）揭示了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搬离，给唐谷和斯托克这两个地方造成的长久影响：唐谷是全国所有选区里学生占比最低的选区之一；斯托克北属于平均水平，但不是因为在斯托克长大的孩子都留在那里上大学，而是因为斯托克能为在不远处的基尔读本科的学生提供三年的廉价宿舍。戴维·古德哈特通过区分“任何地方”和“某个地方”来关注这个问题。读过他的《通向某处之路》（The Road to Somewhere）一书的人会惊讶地发现，大多数英国人今天仍然住在离他们14岁时的住所不到20英里远的地方。就像本书的两位作者以及2015—2019年的斯托克北议员弗林特女士和斯米斯女士一样，许多读者早年离开了家乡，去别处读大学或就业，从此再也没有在家乡生活过。当他们以访客的身份回归时，他们已经功成名就，像两位作者一样持有航空公司的常旅客卡，能与世界各国首都里的同阶层精英自如地交谈。他们的活动范围可以是任何地方，他们可以无处不在。因而他们很难理解，具体的场域、社区、街区邻里，对那些活动范围仅限于具体某个地方的人来说为什么重要；而唐谷、尼司和斯托克的大多数选民都属于后者。鲜有什么议题比移民和脱欧更能分裂英国社会，更能凸显活动于“任何地方”和“某个地方”的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始终让前者感到困惑。或许他们应该多出去走走——乘坐公共汽车而不是飞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理解这些分歧的症结所在。“任何地方”的下一代往往也是“任何地方”，“某个地方”的下一代往往也会是“某个地方”。文化是通过家庭传播的。而在唯能体制的统治下，社会文化差异的代代相传在很大程度上被教育系统的学区固化了。事业成功的父母能为他们的孩子创造更好的机会，不是通过教会他们恰当的礼仪和高贵的口音，而是通过帮助他们掌握驾驭唯能体制的技能。此外，与活动范围和自由度严重受限的父母不同，成功的父母能资助孩子的 “间隔年”，让孩子在升学或就业前体验一下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或社会环境。瑞士和所有北欧国家还会以抽签的方式，在等待大学开学的中产阶级年轻人里征兵，这么做并非出于军事目的，而是为了促使他们与来自工人阶级的同龄人共处和交流。但在英国和大多数富裕国家，“间隔年”往往被花在一些能展示个人的道德秀上，或者干脆是异国旅行。这些诱人的异国往往很遥远，但上下阶层的距离更遥远。可以想见，工人阶级那曾经针对贵族和资本家的怨恨，现在指向了大都市精英：政客、记者、学者、律师和银行家。2008 年金融危机表明，这类现代精英中的许多人，他们的能力根本配不上他们的特权及高收入。于是，矛盾加剧了。当然，鲍里斯·约翰逊和唐纳德·特朗普也都是至尊特权的产物——前者曾就读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后者是世界顶级的沃顿商学院毕业生，像乃父一样是纽约房地产商。因此从表面上看，工人阶级把选票投给他们，实在令人费解。但正如“虎妈”蔡美儿观察到的，特朗普“无论是品味、情感还是价值观都与工人阶级白人很相似……比如他（在更衣室里）说话的方式、着装、信口开河、说错话等”。而约翰逊无礼的玩笑和混乱的私生活，使他散发着反建制派的强烈吸引力，这无论对大都市年轻人还是乡村的工人阶级都很起作用，所以前者把他选成了伦敦市市长，后者帮他当上了首相。此外，约翰逊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务实派，他了解工人阶级的担忧。他抛弃了减税以及奥斯本和哈蒙德的财政节俭政策中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残余，并将政策目标从最大限度地促进国内生产总值增长，转向拉高城镇乡村收入水平以及控制移民。他还驳斥了撒切尔夫人那句“根本就不存在社会这种东西”，宣告“社会是存在的”。这一切的结果是，那些曾经支持工党的克莱门特·艾德礼的工人阶级选民，现在把自己的信任和支持给了保守党的鲍里斯·约翰逊。问题是：约翰逊以及现代社会中的其他领导人，如何才能不辜负这份信任？
*配图及封图来源：《我是布莱克》《对不起，我们错过了你》